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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几个商学院教授能说，他的研究对普通人的生活方式有实质性的影响。或许，克里斯·霍普（Chris Hope）是其中一位。

霍普教授是英国剑桥大学Judge商学院（Judge Business School）一名教授环境政策的高级讲师。他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英雄。他设计出了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能够计算全球气候变暖的经济成本。

去年10月，关于全球变暖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port）在英国发表。但是，正是基于霍普教授的经济建模才能，告的作者才得以将经济与科学结合，从而得出全球变暖严重性的结论。

对这一切，霍普教授非常谦虚。他说：“得知我的研究对政策产生了一些影响，我很高兴。”

他的研究确实对政策制订者产生了影响。去年11月，在内罗毕（Nairobi）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斯特恩报告》成为大会讨论的话题。霍普教授说，该报告是“学科交叉的产物——学术研究介入政治舞台的结果”。

霍普教授承认，他的声名来迟。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他就开始在气候变化经济学和可再生能源领域里默默耕耘。

“取得今天的成果的确花了很长的时间，”他坦承道，“但现在取得成果，恰当其时。”

他过去多年的工作一直得到一些组织的资助，如欧盟和英国能源监管机构Ofgen。

事实上，是Ofgen的资助帮助他开发出了Page 2002（2002年关于温室效应的政策分析），后者构成了他此后大量工作的基础，并吸引了《斯特恩报告》研究人员的注意。

《斯特恩报告》的研究人员对霍普教授模型的灵活性尤其感兴趣。该模型允许他们输入自己的数据和假设，并运行情景分析。

“我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构建输入这些数据范围的能力，” 霍普教授说，“我认为这是做这件事唯一诚实的方法。”

《斯特恩报告》估计，按0.1%的折现率计算，今天排放一吨二氧化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85美元。

但是，一些强硬的经济学家更倾向于采用更高的折现率，后者使计算出的损失成本显得低很多。

在霍普教授看来，这种学术争论是好的，而他的模型能够用来将这种争论推向深入。

霍普教授说，使《斯特恩报告》成果显得突出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尼古拉斯爵士（Sir Nicholas，即尼古拉斯•斯特恩）本人一直以来都被看成是这群强硬经济学家中的一员。

“他本人一直是权威的象征，被看成是权威的一部分，但是他接受了这些数字（0.1%的折现率）。”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将怎么做。

在英国，工党政府似乎正朝着采用一种许可制的方向发展。例如，驾车人必须携带一种二氧化碳信用卡，每次购买汽油时都必须出示它。这与欧盟内部所提出的大部分方案是一致的。

霍普教授相信，还有更方便的选择。“我希望看到一种二氧化碳税，因为它更简单，更人性化。”他说道。以能源为例，这意味着对传统发电厂所发的电征收更高额的税，以增加消费者的成本。

他说，如果消费者因为更低的消费成本而转投“绿色”电力供应商的怀抱，传统电力供应商为了生存，就会考虑再生能源。“因为更好的行为，社会得到了回报。”

霍普教授说，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诀窍，不在于强迫消费者时刻为自己的行为操心，而在于让纳税成为人们日常经济活动的约束工具。他相信，在具体的税项选择上，各个政府可以独立行动。但他也承认：“如果也能说服其他政府同样行动，那是再好不过。”

来自二氧化碳纳税的收入，可以用来降低其他形式的纳税，例如收入所得税，或者公司为员工交纳的保险费。

他相信，通过降低雇主应交的员工保险费——实际上就是对雇佣员工行为所纳的税——政府能够增加就业，从而发展经济。他说：“这样一来，你能够拯救这个星球，同时还能够保持经济健康发展。”

人类至少要采用几种不同的办法来应对全球变暖，如停止采伐森林，消除有害气体，通过开发可再生能源甚至核能来降低废气排放等。他说：“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有可能会让我们无法放弃它（核能）。我们必须非常努力地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给降下来。”

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霍普教授指出，他的模型并不是计量二氧化碳排放成本的唯一工具。

另外两个模型已经开发出来，一个在耶鲁大学，一个在汉堡大学，这两个模型各有各的优势。他说：“我们工作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领域里。”

“这种状况还将延续很多年。在我的有生之年，人们将不会知道二氧化碳造成的损失。”

然而，认识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危险，并不是问题的结束。

这位名副其实的霍普教授说，他现在将继续探索研究其它温室效应气体——如甲烷的经济模型。

令人不安的是，这些气体几乎占温室效应气体排放总量的一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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