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文库|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决定因素的理论探讨与实证检验 - 财税-企业内控
目前，国外对银行业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状况如下：Berger和Mester(1997)对银行资产规模、组织形式、市场集中度、资本化程度等因素对银行效率的影响作了研究。Young等(1998)研究了美国银行业1984—1993年的技术进步、效率及生产率变化，认为银行规模、集中度、资产、不良贷款率、人均营业费用、股权结构等都对美国银行的效率有着显著的影响。Worthington(1998)运用随机成本前沿法测算了资产质量、人力素质和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澳大利亚金融机构效率的影响。Maudos等(1998)将可能影响欧洲银行业效率的因素分成规模、专业化、银行特征、市场特点等四组，并分别加以研究。Kunt等(1999)以利息边际与利润率为效率衡量指标，运用8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1988—1995年的有关数据，对银行效率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Harker和Zenios(2000)将驱动金融机构业绩改变的因素分为战略、战略执行、环境三个层面，每个层面又具体分成数个方面的内容。Frei等(2000)认为，金融机构效率的驱动器是其对人力资源、技术、过程管理等模式的选择及其对金融服务质量、成本和便利程度的影响。
上述国外的研究在考察问题的深入程度、指标体系的完整程度等方面都比较成功，但将之直接运用到我国银行效率决定问题的研究中，却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各国经济体制、金融发展水平、银行体系结构等均有不同，我国银行体系形成的特殊历程及经济体制改革的特定阶段使得我国银行效率问题有其独有的特点；其次，在技术层面，国外在测度影响因素时采用的指标有些难以量化，有些在我国难以搜集到数据，所以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不能照搬国外的做法。
在我国，关于银行效率决定因素的理论分析主要有这样两种观点：(1)产权决定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刘伟(2002)、裴平(2004)、过炜(2004)等。他们认为，中国银行业的突出问题是国有银行效率低下，而其主要原因是产权结构单一，而不是行业集中。因此，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产权改革已成为增进银行绩效、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必然要求，金融体制改革必须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2)超产权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周小全(2003)、黄宪等(2003)、黄冰格等(2003)、时旭辉等(2004)。他们以英国经济学家Martin和Paker在1997年提出的超产权论为理论依据，认为仅是产权变动不能给予“优胜劣汰”的择别，只是改变了激励机制，但这种改变并不能保证绩效一定会提高，只有在市场竞争的前提下才能使产权制度发挥其激励作用，竞争才能牵动产权创造效率。超产权论把市场竞争放在了高于产权改革的位置，但并不是要完全否定传统产权理论，而是对其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当然，除了“产权形式”和“市场结构”这两个重要因素外，商业银行的效率还和自身素质和各项投入有关，在研究时也应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综合考虑进去。在实证方面，国内对银行效率问题的定量研究开展较晚，近几年虽然在银行效率的测度方面有一些成果，但对银行效率决定因素的进一步研究不多：赵旭、凌亢(2000)基于某市19个国有银行分支机构1992—1997年统计数据资料，运用SFA方法，在将超越对数成本函数中的残差项作为银行效率的近似值的基础上，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一步对效率来源做了解释，以研究银行效率的决定因素；钱蓁(2003)的研究与上述赵旭等(2000)的研究十分相似；在赵旭、凌亢(2001)的另外一项研究中，他们首先运用DEA模型测算了商业银行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随后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了影响我国银行业1993年—1998年效率的主要因素；王聪等(2004)将银行总成本视同银行效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对影响银行总成本的因素进行研究，认为这些因素即为银行效率的影响因素；此外，黄宪等(2003)采用统计数据对比的方法，分别将中国和德国的国有银行与其国内的其他所有权类型银行的效率(或“绩效”)进行比较，并分析了影响国有银行效率的因素。
综观以上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在银行效率决定因素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上尚存在以下疏漏和不足：第一，各项研究中对“银行效率”的定义不尽相同，导致后续研究的基准不同，从而使各个研究结果间的统一性和可比性大为降低。第二，实证研究未能与理论分析相结合，“决定因素”未能与“影响因素”相区分。作者认为，我国银行效率决定因素问题的研究思路应该是：在两种“效率决定论”的理论基础上，实证检验我国银行效率的“决定因素”，同时研究其他的效率的“影响因素”。第三，在具体技术层面上，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有：有些研究在考察银行效率决定因素时，采用参数法中的SFA方法，但由于该方法存在较多缺点，以致影响了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多数研究在测定银行效率时，样本空间小、时间区段短，这样就难以反映银行业效率变化趋势，且影响了结论的信度和效度；少数研究在用DEA方法测算出的效率值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但没有充分考虑到效率值是面板数据的特点，仅用多元线性回归的办法进行简单回归，影响了结论；另外有的研究在同一个回归方程式中既包含绝对量指标又包含相对比率指标，未考虑量纲不同可能导致回归系数不可比，等等。
针对以上不足，本文拟进行如下改进和创新：根据严格的定义(秦宛顺等，2001；张健华，2003)，本文以采用DEA方法测算出的银行各项相对效率值作为“银行效率”，研究时间段较长(1993—2002年)，样本容量较大(我国有代表性的15家银行)；在重点研究“产权形式”和“市场份额”两变量与效率间的关系，实证检验效率“产权决定论”和“超产权论”，确定我国银行效率“决定”因素的同时，综合考虑其他“影响”银行效率的因素；在具体方法上，运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同时注意克服了变量间多重共线性、量纲不同等问题。
基于上述理论基础和前人研究成果，本文构建以下回归模型对影响我国银行业效率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以确定我国银行业效率的决定因素及其他影响因素。对模型的设定如下：
1.因变量。因变量分别为运用DEA方法测定出1993—2002年我国有代表性的15家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法)测算商业银行的效率值。用DEA法评价银行效率的关键在于选择输入、输出指标。国外对输入、输出指标的选择主要有生产法、中介法、资产法、用户成本法、价值附加值法等。结合我国银行业务的特点，本文选取了人员数、网点数、资本量、支出额作为银行投入，存款、贷款、利润、总收入作为银行产出，选取指标较为全面，研究的样本期为1993年—2002年，样本为4大国有商业银行、除民生银行 (因其成立较晚，没有足够长的时间序列数据)外的其他9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2家住房储蓄银行，基本包罗了我国有代表性的商业银行。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1994年—2003年各卷中各家银行年末的损益表、资产负债表，还有部分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在此基础上，运用WinQSB软件，测算了各银行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2.主要自变量。本文的研究重点在检验我国银行效率决定方面的“产权决定论”和“超产权论”两大假说，主要研究“产权形式”和“市场结构”对银行业效率的影响，以确定何者为银行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故这两个变量为主要自变量。模型中用产权类型验拟变量(PR)(国有银行为0，非国有银行为1)、市场结构变量(MS)(具体采用各银行的资产市场份额)分别表示这两个变量。
3.控制(自)变量。银行的效率除了与本文重点研究的产权形式、市场份额两个变量有关外，还与银行自身的其他因素有关，我们在模型中也应加入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由于在前文计算效率值时选取了资本、费用、人员、网点等几项投人要素，故回归方程式中对应地也应涵盖相关指标。此处我们选取了资本充足率(CSR)以表征资本对银行效率的贡献、资产费用率(ER)以表征银行运营费用对效率的贡献、员工增长率(STGR)以描述劳动投入对效率的影响、网点增长率(SUGR)以描述增设网点对效率的影响。此外，借鉴赵旭等(2000)的做法，考虑到反映资产配置能力和资产流动性强弱的贷存比指标(LR)也可能对效率产生较重要的影响，故将该变量也纳入回归方程式。
作者认为，在考虑统计数据可得性的前提下，上述变量基本涵盖了影响我国银行效率的因素，并且舍弃了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自变量，同时由于全部采用了比例化指标，弥补了赵旭等(2000)的研究中量纲不同的疏漏，所以变量设定比较全面合理。
4.方法。如上文所述，以往对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采用简单的多元线性回归，但实际上，由于模型中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等都是面板数据(PanelData)(或称合成数据)，采用简单多元线性回归不能很好地反映研究对象在时间和截面单元两个方向上的变化，无法综合利用样本信息，也难以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因此，本文利用Eviews3.1中面板数据建模的功能处理这一问题，这有助于提高结果的信度和效度。
实证分析过程如下(具体结果见表1)：
(一)首先，将15家银行(混合样本)1993—2002年效率值的面板数据输入如下回归模型：
Eij=C1PRij+C2MSij+C3CSRij+C4LRij+C5ERij+C6STGRij+C7SUGRij+Ci
(上式中，E分别为TE、PTE、SE，i=1，2，…，15，i=1993，1994，…，2002)
研究结果显示：所有自变量中，仅产权虚拟变量(PR)对我国银行业整体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市场份额与各效率值的相关性未通过统计检验，其他变量或者与各因变量统计关系不显著，或者仅呈现较弱的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印证了银行效率的“产权决定论”，表明国有银行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产权形式，而股份制银行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其效率的提高。直观地，这一论断也可以从附表1、2、3中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率值普遍高于国有银行中得到验证。
鉴于产权形式对银行效率有如此重大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将银行的混合样本按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主要是股份制银行)分离成两个子样本，进一步研究不同产权类型的银行效率的影响因素按重要程度依次是什么。
(二)在去除了产权形式变量后的两个子样本方程式的回归结果中，我们发现，对国有银行效率影响较大的因素依次是：资本充足率、市场份额、资源配置能力；而对股份制银行效率影响较大的因素依次是：市场份额、资源配置能力、资本充足率。在不考虑产权类型的前提下，市场份额变量对两类银行的效率均呈现较大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与“超产权论”的主张大相径庭，却与刘伟等(2002)的观点吻合，表明在重点改革银行产权制度的先决条件下，适当扩大我国银行尤其是股份制银行的规模，保持银行业一定程度的集中率而不是盲目调整行业的市场结构、加剧行业竞争，将有助于提高我国银行业效率及竞争力。
(三)各控制变量与银行效率的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1.资本充足率对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的各项效率值的正向影响都很大，尤其是对前者。这是因为，较高的自有资本率可以减少银行“道德风险”，在股份制银行中，较高的资本比率会促使股东更加关心银行经营，提高管理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从而促进了银行效率的提高；对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低是其长期的痼疾，而较低的资本充足率正是导致其效率相对低下的重要原因。本文的结果也与Berger和Mester(1997)研究的结果——致，他们认为，资本充足的金融机构是有效率的，其原因可能在于银行资本实力的增强增加了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且同时能增加风险资产的数量以确保银行的盈利。
2.资源配置能力指标(贷存比)对两类银行的效率的正向影响效应均比较强。此处，我们用反映资产配置能力和资产流动性强弱的贷存比指标来测度银行资源配置能力。若银行贷款与存款总额之比例大于1，表明银行超贷，说明银行实施积极的流动性管理方略的有效性，资产配置质量高，从而经营效率也就高。从反面来看，九十年代后半期以来银行业普遍出现“惜贷”现象，同时行业效率出现下降，也从另一面印证了两者的同向变动关系。
3。费用率与银行业效率值之间或者统计关系不显著，或者呈现出较弱的负相关关系。由于本文中的费用率指标是银行总体投入(包括利息支出、手续费支出、管理费用等)与资产总额的比率，度量了银行投入的高低，因此这一结果表明：银行总投入增加对效率提高的作用不明显，甚至还造成效率的降低，即我国银行业的“粗放式增长”现象严重，银行投入了大量资源的同时经营效率提高却甚微甚至有所下降。
4.人员增长率、网点增长率两个控制变量与银行业整体和两类银行的各项效率值之间或无显著的统计关系，或仅有很弱的相关关系。这表明人员、网点这两项投入要素对我国银行的效率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不明显，对国有银行来说，人员投入的增加甚至还较严重地降低了其效率。这一结果与现实情况吻合，也为近些年国有银行减员增效的举措提供了实证依据。
| 指标
| 类型
| 方程中主要变量系数
| A.R2
| F
| |||||
| PR
| MS
| CSR
| LR
| ER
| STGR
| SUGR
| |||
| TE | 全体国有股份 | 0.71 | -0.78 | -0.40 | 0.06 | -0.04 | -7.15*10-5 | -4.3*10-5 |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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